“细菌战”是一段历史。从1941年到1943年，日军在湖南常德投放致疫细菌，导致常德鼠疫暴发，至少7643人死亡。

 

　　“细菌战”也是一场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漫长诉讼。1997年，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及亲属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起诉状，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对细菌战罪行谢罪并进行赔偿。1999年，72名中国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承认日本在中国湖南常德、浙江宁波和义乌等地实施细菌战，但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2005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

 

　　“细菌战”由一道伤疤成为一桩心结，将所有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置于一场漫长的等待之中。今年，根据徐万智走访、统计，原告团中的常德受害者仅剩20人在世。但大家无法与记忆和解，所有人都努力地保存记忆，并相信会有胜利的那一天。

 

　　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讲一次就痛一次

 

　　徐万智现任湖南省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

 

　　提起自己的伤痛记忆，徐万智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开始沉默。忧郁一点一点爬上这位老者的面庞。他轻轻地说，自己现在讲不下去了。转身去书房取出一份自己在2012年撰写的发言稿。

 

　　上面记载着他惨痛的童年经历。1943年，徐万智四岁，家住距离常德十来公里的镇上。当年9月，父亲挑了米去常德城里做生意，回家以后高烧不止，脖子红肿，胯部起坨，五天后去世。

 

　　徐万智说，后来才知道父亲患的是鼠疫。当时，以常德城为中心，疫情在全市的大街小巷，乡土田野上肆虐。患者发高烧、打寒战、腹股沟起红疙瘩，离世时全身痉挛、大腿和脖子肿大，病状惨烈，尊严尽失。肺鼠疫患者还口吐血沫，有极强的传染性。

 

　　随后几天，徐万智的堂兄、奶奶、叔叔和哥哥接连去世，一家十二口人剩下七口人。有债主上门讨债，直接把家里的值钱家当全搬走。徐家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活下的人靠织布纺纱、挖野菜、到湖里抓鱼虾果腹。

 

　　徐万智成年后听母亲讲，自己曾患鼠疫自愈，顽强地活了下来。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是一场灾难的幸存者。

 

　　“讲一次就痛一次”，徐万智说，自己接受过不下几十次采访，每说一次，都在撕开伤疤。

 

　　另一位幸存者王华璋，今年102岁，住在常德城区一家养老院。问及“细菌战”，他说日军的确很猖獗，不愿再往下说。

 

　　王华璋在自己编纂的细菌战纪实文集《惨痛的浩劫》中写道：“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驾驶一架轻型轰炸机，在天将拂晓时侵入常德市上空，向市中心的关庙街和鸡鹅巷等地空投下大量有毒害性的物质。”这些物质是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如雨般落下，有四五百斤。

 

　　尔后，飞机绕向石公桥镇。天亮之后，镇里屋顶、街道、码头到处都有飞机散播的物质，特别是北横街扔得最多。时隔不久，鼠疫就在常德城乡开始蔓延起来，“当疫情进入高峰期的时候整个北横街几乎日夜回荡着痛失亲人的哀嚎哭声。”

 

　　此后，鼠疫从石公桥镇向周围的农村和乡镇传播，这里成为鼠疫灾害蔓延的第二个源头。

 

　　石公桥镇是一座位于常德县城东北的老镇，四面环水，是当时常德县唯一一条水路交通要道。资料显示，20世纪40年代初期，镇上有大小店铺和居民400余家，人口2000余人。作为物产集散地，来自各地的商人在石公桥镇运送棉花、米和水产品等，当地名产银鱼数量丰富肉质好，干银鱼生意兴隆。

 

　　1942年，王华璋在石公桥大德昌绸布号当采购员。他在文集中回忆，他当时不知死人的原因和危害，还视为奇闻到死者家里观看，结果感染鼠疫，几日后高烧不止，幸得石公桥防疫医院的诊治得以成为幸存者。

 

　　承受伤痛的不止幸存者。

 

　　90岁老人张礼忠一谈起儿时记忆就止不住泪水。他一直珍藏着一张发黄的相片。照片上有六口人，是张礼忠的父母和兄弟在鼠疫来临之前的合影。张礼忠记得，常德关庙街有座关公庙，庙前有一石碑，上镌四句话：做好人、读好书、说好话、做好事。奶奶和父亲常带着自己去看。

 

　　当时，张礼忠的父亲张金辉在常德城内开设“张文化”刻字店。靠着父亲一手技艺，全家十三口人，包括两名佣人和两名刻字徒弟在内，生活无忧。1942年，一名佣人和两个小弟同时发烧，脖子肿大，郎中诊治为鼠疫病，第二天便相继死亡。

 

　　祖母精神遭受重创，当年农历冬月病故。此后，祖父、奶妈、父亲都在两年之内去世，刻字店破产。张礼忠只剩下母亲和大哥可以依靠。张礼忠和大哥先后到运输船上做工，到街上卖柑子、茶卤蛋和发糕等糊口，没机会再读书。

 

　　寻找亡魂

 

　　1993年，当代人首次将常德1940年代发生的鼠疫与日本细菌战联系起来。

 

　　当时，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原日军大本营参谋井本熊男上校的业务日记(简称《井本日记》)中，发现了有关实施细菌战的记述。时任作战参谋的井本记载了他所参与的在中国进行的细菌作战过程。

 

　　《井本日记》对常德细菌战的实施有着具体的记述。井本写道：“1941年11月4日，实行者(731部队的航空班长增田美保)对常德市进行细菌攻击，在空中散播被感染鼠疫的跳蚤。”

 

　　拿到这一关键证据后，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向常德官方表明：不需要当地人承担费用，只需要他们调查细菌战受害实情，自己将无偿帮助受害者到东京法庭讨回正义。

 

　　在讲述细菌战的诉讼经历时，老人们总提到一个名字：陈玉芳。1996年，陈玉芳43岁，时任常德市外事办副主任。

 

　　陈玉芳回忆，对于一濑敬一郎的提议，她形容自己“眼睛一亮，一口答应”。主要出于两个朴素的愿望，一是能够让受害者到日本法庭上，亲自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二是也为亡魂做点什么。当时市委主要负责人签署了这项由陈玉芳牵头的工作计划，告诉她：“我们现在就要把历史证据收集起来，也为后人留一份历史。”

 

　　寻找受害者的工作是艰辛的。起初，唯一的参考刊物是市委党史办编撰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全书只记载了常德市区、石公桥镇和桃源镇李家湾村的受疫情况，死亡人数不足100人，有名有姓的登记者只有几十个。

 

　　志愿者只能顺藤摸瓜，根据登记者提供的线索，一面在常德市区、郊区和较大的乡镇走访，寻找并访谈受害者，一面在档案馆、图书馆里搜集资料。同时，以“市-县-乡”为单位，在当地政府协助下，召集直接受害者和受害者亲属开座谈会。

 

　　今年90岁的志愿者丁德旺回忆，自己和村中志愿者时常一户一户上门访谈。受害者家属一边回忆，自己一边追问，每次访谈至少几小时。他感慨，一户人家里，记忆最清晰的是老人，大部分在80岁上下。这意味着，“如果调查启动得晚一些，就再也找不到这些老人了。”

 

　　69岁的原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教授，至今仍在研究细菌战史料。根据他在《纪实：日本侵华细菌战》一书中提供的史料，在这次调查中，每一家发病者的死亡时间十分值得考证。家属提供的时间要与该疫点发病、集中死人的年代、季节相吻合，才能验证其有效性。有时，家属记不准确，就从其他遗属们回忆的结婚、生子、贺屋或其他有肯定时间的家庭大事去推算，或者请当地老人帮助回忆，弄准为止。

 

　　其次是受害者的症状。有人说自家亲人发病时时冷时热，冷起来盖三床被子都压不住寒，志愿者便告知他那不是鼠疫而是疟疾。有人说亲人发病时上吐下泻，死得很快，调查者就告诉他那是霍乱。

 

　　当时，徐万智、张礼忠等受害者家属都自愿成为志愿者。他们跑遍了常德市内十几个村镇。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路途最远的一天骑了100多公里。

 

　　2002年，在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前3个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也最终完成。7年间，志愿者队伍调查了常德周边10余县市，获取受害材料15600余人(份)，确认其中至少有7643人为细菌战受害者。

 

　　认定受害者的标准颇为严格。据学者聂莉莉叙述，在时间上，仅限于1941年日军播撒鼠疫受害，发生在这个时段以外的疫病，即使怀疑是日军所为，也不在登记范围之内。在证词方面，受害者亲属应当健在，并且有当时的邻居或朋友为其作受害证言，村委会等行政组织也要开具受害证明。此外，除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受害地外，其他新发现的疫点必须有清楚的传播途径。

 

　　在7643人之外，还有不少受害者无法登记。根据常德市博物馆“细菌战”展区解说词，曾经，在石公桥北济公庙里、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中死去，没人留下姓名；在长岭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染疫，但姓名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一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

 

　　2002年，日本法庭在对日军细菌战索赔诉讼判决书中，从法律层面认定了这一数字的有效性。

 

　　艰难的赴日诉讼

 

　　第一批原告团成员何英珍的诉讼之旅，是在退休之后开始的。女儿刘璐回忆，1996年，常德市外事办的陈玉芳副主任找到家里，希望何英珍加入诉讼队伍。

 

　　刘璐第一次知道，何英珍曾经历过极为残酷的鼠疫，十八天之内有六位家人离世。

 

　　已退休的何英珍开始全职“打细菌战。”

 

　　上班地点是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屋外挂着牌子：“侵华日军731部队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处”。这里是常德市外事办的一间杂物室，一叠一叠的纸质资料堆放在角落里，何英珍几乎每天都在接待处值班，负责接洽、记录前来申请登记的细菌战受害者。

 

　　在调查的结尾，工作的第二阶段开始了：赴日本开庭。陈玉芳记得，由于没有赴日诉讼专项经费，她和原告团成员时常为经费头痛。

 

　　徐万智记得很清楚，在2000年初，自己和妻子、两个孩子全都下岗，家里拿不出赴日诉讼的五千元。恰巧，有位亲戚从广东打工回来，借给自己两千元。徐万智又从别处凑到三千元。

 

　　刘璐回忆，第一批原告约有30人，现在除了母亲，只剩三人在世。母亲退休前是行政干部，性格泼辣、敢干、不怯场。她记得，在诉讼期间，母亲嘴边总挂着一句话：“我们一定能赢，要有信心！”母亲的记忆力也极好，常常在日本和国内当众宣讲，从不拿草稿。

 

　　陈致远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对常德城区和石公桥镇和平居民的加害》，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

 

　　让陈致远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律师对历史的认知。支持诉讼的日本律师和市民，被日本右翼人士攻击为“卖国”。他问日本律师怎么想，对方说，其实这场诉讼对于日本本国而言，也是有利的。日本律师认为，如果日本想要改变过往侵略者的形象，在亚洲得到被侵略国家认可，便应当道歉。这是一份必要的历史责任。

 

　　2002年8月，经过5年的法庭审判，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赔偿请求，但全面接受了原告提供的众多证据，承认了日军发动细菌战这一历史事实。

 

　　根据学者聂莉莉在书中直接引用的日文版判决书，东京地方法院承认“从1941年到1942年，由七三一部队、一六四四部队等向衢州、宁波、常德等地投下了鼠疫菌，向江山直接播撒了霍乱菌”。承认了“细菌武器的实战使用作为日军战斗行为的一个环节，是根据战时陆军中央(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指令而发动的”。

 

　　关于细菌战的残虐性及其社会影响，判决书中写道：“在如本事件这样的人际关系密切的地区，因为鼠疫是通过社会生活形态而传播的，所以在人们接连不断地相继死亡的紧迫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相互怨恨和猜疑，这极大地影响了地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同时在人们的心理上留下了严重的创伤”。

 

　　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败诉。以“国家无责任”的理由驳回了原告要求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认为个人向国家提出赔偿不符合国际惯例。

 

　　2007年，历经数十次开庭之后，日本最高法院宣布维持原判。

 

　　等待那一天

 

　　2001年，日本摄影家权田茂访问细菌战受害地常德，将镜头对准细菌战受害者。《南方周末》2005年曾报道，权田茂将镜头推到离被摄影者的脸只有10厘米的距离，想要感受写在脸上的战争记忆。

 

　　他说：“我在为中国人拍照时所感受到的是作为人的尊严和个性。是在日本人脸上所感受不到的。”现在，这些受害者正在老去，却依然保有坚韧的尊严感。

 

　　2011年，承担诉讼资料搜集任务的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会改组为“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协会”。

 

　　三名细菌战受害者家属的后代加入协会，成为协会新的顶梁柱。今年60岁的易友喜，按照叔叔易孝信的建议，任协会党支部书记。今年48岁的律师高峰，因父亲高绪官的缘故，从2005年开始帮助细菌战受害者诉讼，被老人们集体推选为会长。另一位名叫胡精钢的会员今年72岁，他的爷爷死于鼠疫，在看到媒体报道后，胡精钢和另外两位老友结伴报名志愿者，肩负起用电脑整理资料、摄像和摄影的任务。

 

　　今年是胡精钢入会的第十年，尽管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他自称为协会里的“年轻人”。为了保存受害者的历史记忆，胡精钢架起摄像机走访常德市近40位原告的家，录制视频口述史。十年来，断断续续地录完近40人，到今年，已经有十几人去世。

 

　　走访中最让胡精钢印象深刻的是何英珍。讲到细菌战的细节，何英珍由于中风，已经记忆模糊，但她还是想要录下去。胡精钢给她拍了两次，回忆起童年往事，何英珍两次落泪。

 

　　在曾经的疫区石公桥镇，人们也在尽力保存记忆。

 

　　1940年代，为了攻克鼠疫，民国政府决定引湖水淹没旧城。曾经繁华的200米商业街此时变成一条窄窄的土路，矗立在两汪湖水中间。2003年，石公桥镇上的细菌战受害者合资立了一块碑，放置在这条土路一侧。高一米的石碑上刻着每一位在鼠疫中死去的石公桥镇居民的名字。一些年幼的亡者因为出身贫苦，还不曾拥有自己的大名，只能以“江猪儿”、“江狗儿”、“丁癞子”等名字被后人所知。

 

　　协会成员鲁光跃的母亲是鼠疫的幸存者，现已去世。有几次清明节，鲁光跃都带着孩子重走疫区旧址。沿着曾经的旧街走，鲁光跃把自己所知的细菌战历史一点一点讲给下一代听。而为了传承这段记忆，另一位协会成员何介民曾经数年到中学上课。

 

　　此外，陈致远呼吁，在常德市内修建专门的公园、纪念碑或纪念馆，用丰富的史料来展示细菌战整个过程。这将是属于所有常德市民的神圣空间：“有一个广场、一座碑，供中小学生和市民组团参观、游览，教育意义就比较突出了”。

 

　　陈致远相信，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学术界和常德的受害者们要准备好。在那一天，要有足够的资料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六年前，何英珍患上阿尔茨海默症，逐渐发展为中度遗忘，不认识丈夫和女儿。但听到女儿介绍记者来意后，她似乎听懂了，一瞬间记忆闪现，突然诚恳地说了一句：“谢谢你”。